儒家治国:从“行不通”到“行得通”-王新江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2500多年前，面对险恶扰攘纷乱复杂的九洲，诸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子”（大学者）开出了自己的治国药方（仅说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儒家孔子，道家老子、法家李悝），他们不辞辛苦，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治世方针。广为人知的孔子就曾游走72国，却国国碰壁，无奈之下，回家删述。孔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以儒家主张治国行不通。时为公元前四五百年。

孔子过后约百年，商鞅以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极其严格的法令，小罪重判，曾经有过半天之内杀的人将一条河水染红），使当时的为中原人不齿的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以儒家主张治国行不通。而儒家人物正因为自己的治世主张在现实中行不通，从而在孔子死后分为八个流派（韩非语）。插句题外活，现在被认为对儒家有大贡献的旬子，就赞孔子而批孟子，但至北宋，以周子、二程、朱子为主的理学先生却大大弘扬了孟子。

商君后又过近百年，出了过韩非子，他依托商君的“法”，申不害的“术”，并高举“势”，形成了高昂君权不可侵犯，不要一点所谓民主存在的全新的“霸”法，深深影响了当时秦国国君赢政，正是坚持这样的治国理念，十余年后，中原仅存的六国灰发烟灭，一举成了面积与今天中国相差无几的说一不二的主人，他自己当然也因此非常自得，自号始皇帝。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以儒家主张治国行不通。

然而，“势术法”的治国方式就真能保证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吗？始皇帝一直就这么认为的——所以在统一后仍然以这种方式劳民（修长城、阿房宫）。人民苦不堪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仅仅在统一后十几年，陈胜等就开始造反了（造反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法”太严了——过期到是死，不到是死，只要造反才有可能有活的概率）……经过楚汉相争，刘邦取得了政权。

秦国的在极短暂的时间内灭亡了，这残酷的事实告诉执政者，再也不能照搬不给人民一点自由的“势术法”式治国方法了，这时，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方法被想起来了，至今被人们所颂扬的仅有的几个盛世之一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治国主张的成功典范。

然而，就是在盛世典范的照应下，治国的方法也从未停留在“行不通”就不行的思维里，……众所周之，汉武帝上台后，开始逐渐改革黄老式治国方法，最终形成了独尊儒家，以儒家主张治国的方式方法。

汉武帝后又过了近百年，出了个王莽，又要实行以前行不通的改革，结果这次真的是试了没有行通，这个结果使中国的改革从此停滞了近千年，直至王安石……

什么方法行得通行不通的的原因很复杂，以前行不通不见得现在仍行不通，以前行得通的不见得仍旧行得通。这个道理本来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所谓证明也只是说说罢了，其实说者自己也不见得不知道，只是迫于种种条件不得不这样说罢了，倒也不必深究。咱们不说远的，不说中国的，说个外国的例子，苏联曾经是多大的帝国，说散还不是就散了，这里面有个规律。历史这个东东，虽然你可以任意说它，所谓什么是什么者的通行证，你有了通行证就尽可以说，但你干扰不了历史自己前进的节奏。

这个规律是什么的，我也不玩玄的，我摘抄一段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话作为结束：

笔者（唐德刚）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从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中国的）「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