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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高官自杀频见，笔者无从与自杀者谈之于死前，又未睹高官所遗自杀原由之书于后，故臆度之。
臆度的出发点本乎人之常情。循此思之，要之尊己与止祸二端。在很多情况下，尊己应有二意，一是自己的尊严得以保持，二是政府的尊严因此保持。官员与政府毕竟是在一条藤上——有众多贪官的政府肯定不是什么好政府，这道理显而易见。
刑不上大夫，由来久矣。古时官员犯罪后，官员首先选择就是自杀，或法官劝其自裁，以砺臣节；其次是“戮于朝”（杀死在朝廷）。同姓贵族有罪，则由甸师执行，秘密暗杀于郊野。因此，高官自杀，从秦汉至清末，汗青斑斑，不绝于缕。此传统思想固不会因民国、共和而断绝也极明。曾几何时，赐予有罪官员白绫一条或鸩酒一杯，即是法外开恩；而1954年高姓岗君于看管之际自杀，不能说其胸中无此传统思想存在。当然，有罪官员能否将自杀之念化为实际结果，还要视个人性格（暴烈与平和）、智识（生死一线之时非有大学问不能断也）、形势缓急（侥幸心生）等等，不可仅以传统士大夫之止羞思想一途视之，但此一思想在官界之影响绝不可小觑。那些在法庭上哇哇大哭的有罪官员，我真不知他们怎么能转变得那么快，想其被拘前，劝之止之针之贬之者当亦不少，奈何非到眼前无路时才幡然而悟，我不知其是真悟还是想刑后继续上下其肮脏之手。
期以止祸，这是有罪高官将自杀付诸行动的最大动力，以此翼己之亲朋属僚可因此免株。另，俗语有云，杀人不过头点地；又云，人已死了，夫复而言。推原高官之所以能为高官之由，也确实一因其自身优秀上进，二确实也曾为组织做出过贡献，有着闪亮的业绩。因着第二条原因，期望组织能看在以往功劳苦劳的份儿上，仅株一身而不牵扯亲属甚至他人。这也算是自杀者未能说出的善良的“将死之言”吧。客观说，因此而停止株连的事有多少，株连的程度有多大，这些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为什么？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这些话说来容易，但在长期以来人治重于法治的某国，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有罪高官在自杀的同时，终于将自己置于“人”的范畴，纵生前光艳万丈，终归于一抔黄土。元代邓玉宾有一小曲将此种人描述毕现：一个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了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了担山力。您省的也么哥？您省的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
走笔至此，笔者也送上四句作为结尾：
钱能通神亦载鬼，行贿受贿动神鬼。
身前身后无鬼神，神鬼见时此身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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