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章以批评“制度之恶”作为出发点与归宿，我想说，如果现实中某个制度确实是恶的，那这个所谓的制度恶的根源在于人太多；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口在报章中一向是“四万万同胞”，时至今日，已近十四万万；试问，哪一个国家，在区区六七十年有这样的人口增速；

人多力量大，多子多福，人口红利，仔细琢磨这些词，从1840年算起，哪一个国家有中国出口的华工多，世界的发展都曾依赖中国的人口红利；而七八个子女对于赡养老人推三推四的情况更不鲜见；

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两点，一，人役物的本领的提高，所谓生产力；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生产关系；对于第一点，在地球越来越“村”化的大背景下，这点变得相对容易了；对于第二点，人心险恶显然是与每平方公理的人数存在紧密关联的，大多数情况下，人口越多，自然界相应的物质供给就会越少，为了生存，就必须动点脑子才能获得这些物质，当人数突破某个极限时，人心就会越发险恶，这是源于人的生存的本能；

法规与制度的制定，同样针对上述两个方面，而且几乎所有的法规与制度的搞定，一向是事后诸葛亮的。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出现了什么样的现实，才会相应制定某个制度，如果说今天很多事情归结于制度之恶，那么，这恶的根源只在于人口太多；

大家都在讲宜居，讲绿色，讲低碳，可大家想一想，中国适合居住的面积难道就没个限度吗？曾经四万万同胞居住的地方，现在要十四万万同胞居住，从人的本性出发，你不动点脑子，别说宜居了，恐怕连居都别想了；

看到很多人又声嘶力竭地发表什么放开二胎啊，好像炎黄就要断子绝孙了；恕我直言，这些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猪脑子人说的话。想一想，曾经享受过的人口红利是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才换来的吧。利字面前，都是刍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人口红利同样如此。

质言之，老龄化也好，独孩的性格不足也罢，抑或更为闪亮的“人口结构失衡”，我承认这些都是不错，但是，社会发展，不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有前人犯错后人受罚一项。所以在倡导“撒开生”之前，请您仔细想一想，960万平方公里到底能承受的底限人数是多少？多少人数才是宜居的？目前的14万万是不是已经大大突破了“凑和居”的红线？而回归宜居之路去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