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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治国:从“行不通”到“行得通”

 
 
2500多年前,面对险恶扰攘纷乱复杂的九洲,诸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子”(大学者)开出了自己的治国药方(仅说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儒家孔子,道家老子、法家李悝),他们不辞辛苦,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治世方针。广为人知的孔子就曾游走72国,却国国碰壁,无奈之下,回家删述。孔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以儒家主张治国行不通。时为公元前四五百年。
 
孔子过后约百年,商鞅以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极其严格的法令,小罪重判,曾经有过半天之内杀的人将一条河水染红),使当时的为中原人不齿的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以儒家主张治国行不通。而儒家人物正因为自己的治世主张在现实中行不通,从而在孔子死后分为八个流派(韩非语)。插句题外活,现在被认为对儒家有大贡献的旬子,就赞孔子而批孟子,但至北宋,以周子、二程、朱子为主的理学先生却大大弘扬了孟子。
 
商君后又过近百年,出了过韩非子,他依托商君的“法”,申不害的“术”,并高举“势”,形成了高昂君权不可侵犯,不要一点所谓民主存在的全新的“霸”法,深深影响了当时秦国国君赢政,正是坚持这样的治国理念,十余年后,中原仅存的六国灰发烟灭,一举成了面积与今天中国相差无几的说一不二的主人,他自己当然也因此非常自得,自号始皇帝。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以儒家主张治国行不通。
 
然而,“势术法”的治国方式就真能保证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吗?始皇帝一直就这么认为的——所以在统一后仍然以这种方式劳民(修长城、阿房宫)。人民苦不堪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仅仅在统一后十几年,陈胜等就开始造反了(造反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法”太严了——过期到是死,不到是死,只要造反才有可能有活的概率)……经过楚汉相争,刘邦取得了政权。
 
秦国的在极短暂的时间内灭亡了,这残酷的事实告诉执政者,再也不能照搬不给人民一点自由的“势术法”式治国方法了,这时,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方法被想起来了,至今被人们所颂扬的仅有的几个盛世之一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治国主张的成功典范。
 
然而,就是在盛世典范的照应下,治国的方法也从未停留在“行不通”就不行的思维里,……众所周之,汉武帝上台后,开始逐渐改革黄老式治国方法,最终形成了独尊儒家,以儒家主张治国的方式方法。
 
汉武帝后又过了近百年,出了个王莽,又要实行以前行不通的改革,结果这次真的是试了没有行通,这个结果使中国的改革从此停滞了近千年,直至王安石……
 
什么方法行得通行不通的的原因很复杂,以前行不通不见得现在仍行不通,以前行得通的不见得仍旧行得通。这个道理本来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所谓证明也只是说说罢了,其实说者自己也不见得不知道,只是迫于种种条件不得不这样说罢了,倒也不必深究。咱们不说远的,不说中国的,说个外国的例子,苏联曾经是多大的帝国,说散还不是就散了,这里面有个规律。历史这个东东,虽然你可以任意说它,所谓什么是什么者的通行证,你有了通行证就尽可以说,但你干扰不了历史自己前进的节奏。
 
这个规律是什么的,我也不玩玄的,我摘抄一段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话作为结束:
 
笔者(唐德刚)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从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中国的)「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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