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当代中国的“为什么”，就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的“怎么样”；而要弄清“文革”中发生了什么，就必须弄清“文革”是如何起源的。——麦克法夸尔

在这个炎炎夏日，世界杯征战正酣，思享家里，舒立发起的专题征文亦渐入佳境。这些文章，大至战略战术，小至球员的国籍、兴趣爱好，都如数家珍。外媒为此惊呼——“没有一个国家的球迷像中国人这样热心别人的比赛”。看到这句话，我的心小小地抽了一下。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醉心于别人的世界杯，你们不也一样醉心于我们的历史，例如“文革”——你们的研究专著不是一样汗牛充栋远胜于我们自己吗？

几句闲话带过，言归正传。如今且说“文革”史的研究，标题中的“他”并不仅指麦克法夸尔，他只是“他”的一份子。“他”包括了所有非中国国籍的人，以及虽拥有中国国籍，但因种种广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原因，回自己国家需请示或明令不许回国的中国人。纵观当今“文革”史的研究者，麦克法夸尔（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不仅是“他”中的领军者，其“文革”四部曲更是领先于“我”。

1968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比今天的世界杯那是火了去了。远在美国、时年38岁的麦克法夸尔敏锐地注意到这场运动的不同凡响，于是他毅然决定将这一运动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对象，时至今日仍在为此奋斗不息。

1974年，在中国官方还未宣布“文革”结束时，麦克法夸尔便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文革”专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年》（北京的“求实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9——1990年出版了以上两部专著的中译本）；麦克法夸尔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又14后的1997年，他推出了第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领导层的严重分歧，1961——1966年”（之所以用双引号而不是书名号，因笔者连此书的英文封面都未见过）。中国大陆至今未见此卷译本，港台似也未曾译过。

三卷“文革”前传，英文版总页码超过1700页，详实的考据，缜密的分析，让所有的“文革”史研究者既羡慕、妒嫉，又不得不叹为观止。因这三部“文革”前传，麦克法夸尔于1999提顺理成章地获得了Joseph R Levenson Prize奖（Joseph R Levenson生前被认为是西方最有才华的中国史研究者）。

由于“文革”的最重要参与者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康生等，都未曾发表过任何形式的回忆录，因此，“文革”史的研究中，有时往往会因一两个重要的证据被发现（如在旧书市中获得的某些珍贵档案），从而以前一些看似正确的结论会被轻而易举地推翻。可以这么说，如果“文革”档案不解密，那么关于“文革”是如何起源的——这一看似极简单的问题，所有的研究者都会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结论前面加上一个限定状语。

因此，“文革”史的研究者没有停步的时候，他们必须不间断地搜集原始资料。麦克法夸尔就是这样做的。从1997年到2006年，这十年的奔波，最终成了一部名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名，2009年6月，左岸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专著。虽然英文书名为“Mao's Last Revolution ”（英文版，2006年8月出版），但我认为，更准确的名字应该为“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或“简明文化大革命史”。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可谓一部“文革”正传，此书直接从1966年前后写起，至1976年止。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那个混乱的年代，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至今为止最为可靠的一份“文革”史“复印件”。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没有一个国家的球迷像中国人这样热心别人的比赛。呵呵，麦克法夸尔，你又是为什么如此醉心于我们的历史呢？可是，要真的没有了你，谁又能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呢？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可谓一部“文革”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