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了这两句诗，不禁扔书有所思。博客文字不讲组织、不修文饰，不详论述，只出所思。

1、“人多”——公认的事实是，清朝在18世纪人口总数增加了一倍，这可能是康乾盛世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了，康熙将税永久固定到一个较低的水平，雍正又免了人头税，农产品有了新的合适的品种……这一切极大促进了人口的繁殖。但人数的强力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都说中国近代是多灾多难的，但除了极少声音将此与人口数量的增加联系起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无视这一事实。这只能用“故意”两字解释，出于已出生的人的私心罢了。

人口红利只是近些年的说法罢了，而在清代几乎整个19世纪，人口多只是带来了更多的灾难。需知，那时与清朝打交道的国家，上千万人口的都少找，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仅百万出头，而清朝在1911年时的人口数量达4.3亿，而到1954年，中国人口数量超过5亿。（以上数字据《剑桥中国晚清史》）

2、“杀运”——按正常的推理：马尔萨斯的对清朝的人口数量增长应是极清楚的，也正是看到了清朝的灾难，才总结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天灾、战争、瘟疫、人与人为仇……这是使人数回归正常的“合理路径”。当人口数量超过了承受，灾难多也就很正常了。

3、“失业”&“安居”——但毕竟不能否定人的能动性。清代由上至下可以说是尽了大的努力了。在那个外患巨多的时代，整个面积也几乎增大了近一倍。以往所说的“中国”仅限于内陆18省，而在清朝，西藏、新疆、蒙古相继明确了界限，并逐渐往蒙古、新疆及东三省，开始有计划的移民（西藏实在是有点儿远）。以此既保证耕地红线不变，又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

人多是好是坏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无论说好还是坏，都是极难找出直接的证据来的（而且无论好坏，都要待较长时间后才会显现）。但人与人之间空间的缩小，本能会使人与人关系紧张，这是不争的事实。众声喧哗在很多时候只能使事情更坏，这方面极端的例子就是当初秦始皇欲封禅泰山找儒生商量该怎么个封法，几十个儒生各有各的主意，结果让始皇彻底对儒生失去了信心。

最后大家欣赏一下这首诗吧，作者张鸿基（1802-1843），吴县人。字仪祖，号砚孙。室名传砚堂。吉安（1759-1829，清代文学家）孙。壬辰（1832）参加秋试无为，游幕于闽地，往来岭海。归里以代州县署司笔札糊口。与石渠、潘霨交善。侘傺无聊，生年仅四十有二。妻陶桂贞，亦能诗，女婉，字锦梭，能诗画。有《传砚堂诗录》8卷，同治七年石渠葵青居刻本，石渠、潘霨序，10行行22字白口单鱼尾单框，苏州市图书馆藏。

《传砚堂诗录》《有感五首》（载《鸦片战争文学集》P20，1957，中华书局）
 [清]张仪祖
抗疏拚将积弊除，漏厄欲塞竟何如。
夷吾死后谁筹海，贾宜生平此上书。
天以人多开杀运，民缘业少失安居。
闭关就使交能绝，已是残棋被劫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