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我对“统一‘的地得’”的看法

近看安旸博文《我的提案：统一“的地得”》，不禁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本书——《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一版一印），其中有一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的详细修改清单，其中多处涉及“的地得”的修改，这里展示一下，笔者认为这份修改清单对编辑很为实用，也借此谈谈自己对“统一的地得”的看法。

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主角，冯雪峰，时任《文艺报》总编，“两个小人物”为李希凡、蓝翎（此为毛泽东送给二人的绰号），时间是1954年九十月间，当时冯雪峰受周扬指示（周扬是受江青指示，当然江青后面是毛泽东暗示），在《文艺报》上转载已刊发在《文史哲》刊物上的李希凡、蓝翎二人合署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

冯雪峰接到任务后，并未因此文已经刊登过，且是“大人物”授意的，时间很紧，其间江青、周扬等人一再烦人地催逼：怎么还没发出来啊？冯雪峰认真地“读”了“李蓝”的文章，并且核查红楼梦中的引文、俞平伯原文的引文以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对这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了多达62处改动（详见下表）。从这些修改中，我们不难看出，冯雪峰的为人厚道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而这应该是一名优秀的编辑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从这份详细的修改清单中，我们看到将“的改为地”的多达26处，一处将“的改为得”。据蓝翎老年的回忆文章说，冯是边看边改的，随手而为。但笔者认为可能不会如此随意，不过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冯雪峰对“的地得”用法的区分是非常熟悉的，而“的地得”混用或不分，在那个年代的文章中应该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主流刊物已经开始注意区分了），因为这个文章毕竟是已经发表过了的，也就是说是经过一道编辑的。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时代背景，彼时是1954年。也就是说至少是在1954年，“的地得”用法的区分应该是已经明确了的。而再往前看，且不说大量的古代小说如《红楼梦》等大量存在“的地”不分的现象，就是笔者常看的《张爱玲文集》《沈从文文集》等，在张爱玲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小说诸如《倾城之恋》《连环套》等小说中，“的地”不分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再往前二三十年，“的地”不分就更普遍了，“得”字作助词用的好象还没有，那时倒是经常能见到“底”字；“那”“哪”不分就更为普遍，上文中冯的修改中就有两处将“那”改为“哪”。

安旸的文章中强调“毕竟，我们读写汉语，最重要的是理解语句的含义，而不是明晰一句话的语法结构”。笔者认为，明晰语法结构倒是其次，但如果这种区分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语句的含义，那我想，这种区分就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也是应该存在的。且不说“的地得”。如果不加以区分，当你读到句子中的“那”字，你是不是要在脑子中过一下：是“那个”还是“哪个”呢？同样的字应该还有“他”，这个字的混用也非常普遍，没有区分的时候，你必须联系上下文才知道这个“他”是男还是女，但区分之后，你就可以很方便地辨析出性别了。而这几个字的区分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可以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基本都是混用的，而在建国后，这些区分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并延续了下来，这就说明这种区分是合理的。“的地得”的区分至少让我们很方便地辨别出后面是名词还是动词，以及主体的动作或状态。再顺便说下现在较热的关于繁体字的问题，强调恢复繁体字的人，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繁体字更能表现一个字的意思，这也是从理解文字本身的意思来说明的，无非是让人觉得繁体字更能让人理解一个字一句话的意思，这与“的地得”的用法区分，从而让我们更方便地理解句子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反对这个“提案”滴。

最后再说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问题（即“的”字宜用“得”字），我并不是替伟人讳，要说明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泽东于1957题写的，而历史资料显示，1957年的题词是毛泽东第二次题写的，真正第一次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日期是1947午3月26日（详见2005年2月7日《文史月刊》），1957年的题词只是重写了1947年的题词，因为那个弄丢了（真是太不象话了）。第一次题词的年代只比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晚四年，在那“倾城又倾国”的传奇中，不仅有幸运的流苏（《倾城之恋》的女主角），更有着更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更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的地”是混用的，“得”字也还没用作助词的先例。嘿嘿。